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
实验室的灯光亮至深夜，显微镜下，微生物如星云般汇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常常凝视着这片微观世界，陷入沉思。
微生物，这个与人类共生的“隐形王国”，既孕育着生命奇迹，也暗藏突发传染病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识微生物？面对新发传染病防控的严峻挑战，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一辈子与病原学打交道，徐建国深知，面对浩渺的微生物世界，需要有发现新病原的先进能力，需要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南极冰层、深海热泉……随着技术进步和生态变化，更多“生客”正闯进人类视野。2024年，我国科学家就在标本中发现了16万余种新的RNA病毒。
“哪里有危险的病原，哪里就是疾控人的战场。”为了这份初心使命，徐建国执着追求了四十余年。
1999年初夏，电话铃声打破平静：“徐教授，徐州有事，明天出发！”
火车上，疫情轮廓大致勾勒：一种不明原因腹泻病已致死亡人数持续增加。由于病原无法确定，迟迟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当地产生各种猜测，恐慌如乌云压城。防疫站的疫情讨论会议室里，徐建国敏锐注意到：“先腹泻后肾衰竭，这是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的标志性病史！”
要想更准，就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点。
在徐建国指导下，疾控队伍从原本已被放弃的培养基中分离到病原菌，患者血清样本也立即随列车北上。24小时后，北京实验室确认：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抗体阳性。
快、更快，昼夜不停只为与时间赛跑。
“一些同志对这个细菌不熟悉，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为了控制疫情，必须立即确定病原体。我们的结论有科学证据。”面对疫情讨论会上的观望，他直面挑战，果断写下疫情诊断报告。
三天后，防控方案紧密部署。徐建国带领团队持续改进检测方法，100多名疾控人员昼夜不停，现场采集各种标本上万份。最终，疫情不到一个月基本得到控制。
溯源进一步揭开“谜团”：畜牧业进口的种羊携带病原体，传播给猪等家畜家禽；后又经屎壳郎、苍蝇等污染了人群生活环境……
“若非及时干预，感染和死亡数字或将成倍上升。”徐建国回忆，“这就是和病原体赛跑的意义所在。”
然而，人类与病原体的较量，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何更精准地识别病原微生物，甚至预测疫情，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防御，徐建国扎根到实验室。
2004年，他首次提出建立包含80种罕见病原菌的储备名录，迎接罕见病原体的挑战。
“我们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足研究储备。”2003年，为了锁定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病原体，全球科学家奋战了4个多月，才获得明确结论；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中国政府用8天时间确定病原体，16天研发成功检测试剂盒。徐建国担任了疫情初步结果评估专家组组长。
大疫，淬炼出中国疾控体系的韧性。数据显示，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缩短至4小时，建成了72小时内锁定超过300种病原体的检测技术网络。
挑战，磨砺出不断创新突破的中国疾控专家。在过去10年间，徐建国率领团队发现150余种新的细菌和20余种新病毒，让科研、科技更好助力传染病防控。
“未来要警惕那些尚未现形的未知传染病。”徐建国说，“只有搞清未知病原的宿主与传播链，才能让传染病防控的‘马后炮’变成‘先手棋’。”
走进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楼道内挂着的几张黑白照片引人驻足。
简陋的实验室里，老一辈科学家聚集在显微镜旁讨论工作；青藏高原上，防疫人员跋涉在崎岖山路；新细菌发现牌上，写着中国病原学专家寻找到的全新病原体“旱獭埃希菌”……
“从马车上的防疫队到先进的移动P3实验室，我时常想起我的老师和前辈们。”徐建国凝望着这些照片说，每当遇到困难时，总能从先辈事迹汲取精神力量。
那些未知微生物基因组序列飞速解码，那些顶风冒雪高原缺氧环境的采样，考验着抽丝剥茧的耐心，更激励着追求真理的勇气。
徐建国说，中国疾控人有信心、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与微生物更好地和谐相处，将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降到最低。
被问及疾控精神的真谛，他语气坚定：“我们甘愿做默默无闻的基石，更好护佑人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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